蒲鲁东与马克思的理论差异及马克思的批判思路

摘要：蒲鲁东对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类理想的道路的解释与马克思明显不同，他完全在抽象的法权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蒲鲁东根本鄙视从现实发展的角度去理解社会进步的本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一方面凸显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良好运用，使得他的批判非常具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经济学研究水平滞后的前提下，马克思尚无法清晰地建构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历史理论。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沿袭了批判费尔巴哈等人时已经形成的解释思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层内容的理解。

关键词 蒲鲁东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时与蒲鲁东有过非常密切的私人交往，并且对蒲鲁东在《神圣家族》中的观点评价颇高，但是严格地说，马克思从来没有完全同意过蒲鲁东的观点。从1844年到1846年，蒲鲁东的理论思考始终以抽象的权利或抽象的社会性为基础，他的学术路径没有太大的改变。马克思则不同，从1844年基于抽象的人性的理论思考，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生产力矛盾运动和交往形式的历史解释，学术跨度很大。正因为如此，1846年的马克思在学术思考中无法容忍蒲鲁东的抽象的形而上学观点。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蒲鲁东向马克思发出了两次赤裸裸的“挑衅”。 第一次是1846年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主动写信给蒲鲁东，邀请他参加共产党通讯委员会的活动。蒲鲁东不仅断然拒绝了邀请，而且在回信中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第二次是1846年蒲鲁东发表《贫困的哲学》时，以挑衅的口吻表示，他等待着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只能站出来对蒲鲁东的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如果说，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蒲鲁东观点中的问题，但找不到批判其理论局限性的正确方法，那么，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有能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蒲鲁东进行批判。

1.人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发展了一定的社会关系

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整个理论思维都是建立在抽象的法权之上的。对他来说，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不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法权，也就是治理社会的原则的尊重和遵守之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蒲鲁东并不认为客观事实对于人的自由具有任何意义。蒲鲁东并没有从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事实，所以他当然看不到客观事实的历史意义。因此，他认为事实不能产生权利。当他基于抽象的法权的层次来发展所谓的治理社会的原则时，他所能做的只是发明一套经济范畴体系。至于这套经济范畴体系是否符合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则根本不在蒲鲁东的考虑范围之内。 当然，就蒲鲁东本人来说，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他根本不认为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任何历史意义，因为这些经济关系和相应的范畴是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而蒲鲁东最反对这种财产权。正因为如此，可以说他是故意从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立场来构建他的经济矛盾体系的。他想用这种他认为可以凸显统治社会的原则的虚构体系来表明他对社会走向有希望的未来应该走的道路的理解。

蒲鲁东的这种思想，清晰地反映在他对社会科学性质的认识上（他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是关于社会过去或未来状态的理论的、系统的认识，而是关于社会存在的全部过程，即关于社会存在的全部不断的变化的理论的、系统的认识。因为只有在社会科学中才有理论和体系。这种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一定时期的人类秩序，甚至不是其中的某些要素，而是社会存在的一切原则和一切希望，仿佛把一切时期、一切地方的社会演进都集中起来，定格在一幅完整的图画中，使各个时代之间的联系、各种现象之间的秩序一览无余，从中发现它的系列关系和统一性。”[1]打个比方，蒲鲁东是在玩拼图游戏，在他的拼图板上，已经存在着神秘莫测的社会统治原则，蒲鲁东所做的只是把经济范畴填入拼图板中。 难怪他自信地说道：“在我看来，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客观形式和具体表现，是行动中的形而上学，是时间不断流动的背景下的形而上学。因此，谁研究劳动和交换的规律，谁就是形而上学的真正专家。”[2]

对蒲鲁东观点的批判，首先要揭露其论述中的漏洞。马克思关于人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论述，正是直接针对蒲鲁东思想中的漏洞而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经济发展的历史知识，不了解现实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现实历史中的经济发展既有生产力的维度鲁东大学要升到一本了，也有社会关系的维度。人们在生产毛布、麻布的时候，也根据自己生产力的条件，生产出生产毛布、麻布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性质随着相应的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由于蒲鲁东放弃了现实经济关系的线索，在他的理论视野中，经济发展只具有生产力的维度。这样，他在研究分工时，必然会从“分工劳动”的角度去理解分工，看不到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分工的不同表现形式； 当他研究机器时，他必然不能掌握机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只能把它虚构成一个能够保留分工好的方面、消除分工坏的方面的神秘范畴。蒲鲁东在解释其经济矛盾体系中的其他范畴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另一方面，蒲鲁东也只能从这样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只能通过某种思辨的公式来建构所谓社会存在的一切原则和希望。马克思对经济发展及其历史过程的双重向度的揭示，显然对蒲鲁东的虚构体系造成了沉重打击，明确地告诉蒲鲁东，只有通过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人类的自由与平等才能真正实现。

马克思的这一思路，显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形成的理论思路的延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应该说，这种观点对于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足够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层面上是从历史本质的矛盾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从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去研究具体的历史过程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因为它还没有清楚地解释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为什么会形成。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对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因此，它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马克思去研究这些具体的问题。《哲学的贫困》批判的对象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从理论上看，这一批判对象能够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产生一定的动机，因为蒲鲁东试图通过建构形而上的经济矛盾体系来实现人类自由平等的目标。马克思要想彻底驳斥蒲鲁东，不仅需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视角提出不同于蒲鲁东的社会历史观，还应该仔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通过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而实现超越的。只有这样，马克思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关于人类自由平等的一套历史理论。客观地说，《哲学的贫困》只是在这个理论层面的探讨中迈出了第一步。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用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方法来批判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生产力是按照阶级对抗的规律发展的

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第二节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时提出的观点。蒲鲁东认为，商品价格的波动，并不源于作为客体的商品本身，而是源于从事商品交易的人的观念。社会财富的各要素按一定的比例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均质的财富实体，这种比例关系中的产品价值，就是蒲鲁东所说的构成价值。能否清楚地认识到社会财富中产品比例的规律，决定了这些人所从事的交易活动中商品的价值是否会发生变化。在蒲鲁东看来，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们在交换商品时讨价还价，其实是致力于获得构成价值，但在所有权的影响下，往往表现得不理性。正因为如此，蒲鲁东认为，像他这样的社会天才所设计的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明确构成价值的客观存在及其运行规律。 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努力，不仅政治经济学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并达到理论发展的顶峰，而且社会也将进入有序状态。

在指出价值的客观存在性之后，蒲鲁东还解释了价值存在的原因。这种解释当然也是基于他惯用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即用复杂的公式来吸纳和协调对立面的方法论。蒲鲁东认为，被原政治经济学家公认为调节价值的唯一规律的供给与需求，其实不过是融合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并促进其协调的两个仪式而已。它们是对立的两极，只要找到构成价值的规律，就能协调这两极。 “供给与需求是两个电极，当它们连接起来时，就会发生一种叫做交换的经济亲和现象。供给与需求就像电池的两极，它们从根本上是互相对立的，不断地想消灭对方。由于它们之间的对抗，商品的价格有高有低。因此，问题在于探求是否有可能使这两股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鲁东大学要升到一本了，商品的价格总能代表商品的真实价值，反映公平的关系。”[4]蒲鲁东的头脑里充满了把对立双方撮合在一起的思想，而没有考虑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难怪他以人的循环系统为视角去理解以价值形成为基础的社会过程。 “如果可以打一个通俗的比喻，那么，产品经过价值形成过程，就好比人类的健康本能所发现的食物，被消化器官吸收，进入人体的整体循环系统，按照一定的比例转化为肌肉、骨骼、体液等，从而赋予人体生命、力量和美丽。”[5]

马克思此时显然不可能同意蒲鲁东的观点。 为此，他明确指出：“现实情况根本不是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文明开始的时候，生产开始是建立在等级、种姓和阶级的对抗之上，最后是建立在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对抗之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发展至今的规律。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由于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6]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以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对蒲鲁东虚构的形而上学发展观进行有力的打击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虽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谈到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那时他只是指出了这个历史事实，并没有把它和他的历史观结合起来。在历史观的层面上，马克思当时只是从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的彻底丧失这一观点来解释，因此只有通过人的彻底恢复，才能恢复自己。但这一次不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阶级对抗的历史事实，而且把握了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历史观，即整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

此外，此时的马克思还致力于探索阶级对抗的规律，即推动生产力和整个历史进程向前发展的规律。这主要体现在他对阶级对抗内容的认识上。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只实现了片面的发展，成为对大多数人的破坏性力量的角度解释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应该说，这种解释虽然能够对历史进程的内在矛盾提供唯物主义的解释，但严格地说还不够具体，需要结合历史的具体内容加以深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这一点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实际上他是从分配关系，即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均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矛盾的。 “以劳动时间为价值尺度的做法，同现存的阶级对立以及直接劳动者和积累劳动者之间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啊。”[7]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阶级社会中，普通劳动者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统治者所购买的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却不断下降，这反映出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的社会地位。虽然统治者从这种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也带来了阶级对立，进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历史的发展。显然，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认识，比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观点要先进一些。

但同时也应看到，此时的马克思显然还不能像后期《资本论》那样准确地解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内容，因为只有真正达到生产关系而非分配或交换关系的层次，才能达到这样的客观解释。马克思后期关于剩余价值剥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般利润率下降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显然在这一阶段还不可能。 虽然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也谈到了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解释出发点的观点，“如果我们以生产行为本身而不是产品的分配作为出发点，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大规模工业中，A不能任意决定自己的劳动时间，因为如果没有组成企业的所有其他A和B的合作，A的劳动就毫无用处。这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工厂主们顽固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法案》。他们都很清楚，减少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两小时，必然导致成年工人工作时间的减少。”[8]显然，在这方面，他只是触及了工人和资本家为减少工作日而展开的斗争。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已经触及了资本通过与雇佣劳动的交换而获得增值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马克思此时的观点在某些细节上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三、经济范畴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

蒲鲁东受其基本理论思维的限制，不能把经济范畴理解为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表达，而只能把现实经济关系理解为抽象经济范畴的体现，这是因为蒲鲁东看不起当时的经济学家。

他认为，他们所研究的经济事实是与产权纠缠在一起的经济事实，因而不是正当的经济事实。他要做的，只是从所谓的哲学家的视角重新研究这些事实，试图找到这些事实中存在的“精神”或“原则”。换言之，蒲鲁东并不想把马克思视角下的经济范畴理解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达，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超越产权的束缚，走向社会自由。其实，这是因为蒲鲁东的思想缺乏生产关系的理论线索，因而他无法理解现实经济过程中交换关系的混乱，其根源不是抽象的不平等，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他同样不能理解克服这种混乱状态的关键不在于从抽象的法权角度去寻找统治社会的原则或精神，而在于通过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由此可见，经济范畴的抽象化是蒲鲁东理论思维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为他的整个理论都是抽象的。他在《贫困哲学》中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找出社会有机体作为理性存在物的内部机制。“我宁愿请教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心灵秘密的保管人。我要事实按照它们产生的顺序作证，我要毫无偏见地揭示它们的证词。这将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实，其中的人物是概念，叙述是理论，日子是公式”[9]。遗憾的是，蒲鲁东并没有证明为什么他对这些人心秘密的揭示不是一种“屠龙之术”。

要解构蒲鲁东的思想，当然必须驳斥他对经济范畴的抽象理解。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就是这么做的。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不过是社会生产关系即现实生产关系的一种理论表达，它根植于现实生产关系，并随着现实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看来，把握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生产过程理解为物的生产过程，而且要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如果解释不能达到后者的水平，那么，虽然我们可能谈论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作毛织品、麻织品和丝织品的过程，但对“一定的生产关系”的理解必定是抽象的。蒲鲁东就是如此，他在解释分工、所有制等生产关系形式时，由于不了解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只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把它们界定为固定的、抽象的概念。 相反，如果把握住后一个理论层次，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而且也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概念和范畴。例如，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分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就出现了新的分工形式，即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社会化分工。因此，用抽象的分工概念去解释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分工形式，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对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唯心主义认识观的批判的第一步，他将迈出第二步，即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的阐释。

4.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经济种类的变化。

客观地说，由于蒲鲁东与马克思站在不同的解释立场上，单纯地指出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是不足以完全驳斥蒲鲁东的。因为蒲鲁东可以说，你所说的经济范畴和我所说的经济范畴完全不同。蒲鲁东故意没有从现实的经济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经济范畴，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经济关系都是与非合法的所有权挂钩的。因此，马克思要想批判蒲鲁东，除了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是经济范畴的现实基础之外，还必须从这种现实的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进步的现实路径，以回答蒲鲁东作为社会天才在社会进步问题上提出的理论挑战。换言之，马克思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一套社会过程理论，才能真正驳斥蒲鲁东所谓的经济矛盾体系。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正是这么做的。他指出，经济范畴的变化并不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对应于社会有机体的抽象规律，而是根源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这些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不是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通过吸收和协调对立面的“某种复杂公式”来实现的，而是由生产力的变化所驱动的。换言之，通过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范畴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不仅明确地阐明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关系基础，而且阐明了经济范畴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和暂时性。“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将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车产生了封建领主社会，蒸汽机车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社会。” 人们根据自己的物质生产力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相应的原则、观念和范畴。因此，这些观念和范畴，同它们所代表的关系一样，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0]马克思希望通过这种解释，对社会过程的现实状况作出新的解释，以攻击蒲鲁东对社会过程的形而上学解释。由于蒲鲁东在人的解放的维度上不能理解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他坚持从抽象的法权角度去探索社会有机体的自发规律。“智慧、自发性、发展、生命，一切构成生命体的高度现实性的因素，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都是主要的；因此，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即研究自然关系，而不是一门艺术，即不能按照偏好和任意性去做。” [11] 对现实历史过程中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变成了对自然与自发性关系的研究，甚至被称为科学。这大概也只有像蒲鲁东这样的“社会天才”才能做到。相比之下，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社会发展问题作出了全新的阐释。这种阐释抛开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思维，从现实经济过程中的客观矛盾运动的角度，阐释了实现人类自由平等的道路。在这种具有强烈历史感的社会发展思想面前，蒲鲁东建立在抽象法权基础上的社会改革思想就显得十分空洞和脆弱。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此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认识还不是最深刻的，他只是从不平等的分配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生产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矛盾的内涵，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在1847年12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演讲中，马克思开始认识到活劳动是积累劳动的交换价值保值增值的手段。“积累劳动之所以成为资本，只是因为积累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着直接的、活的劳动。资本的本质，不在于积累劳动作为活劳动进行新的生产的手段，而在于活劳动作为积累劳动的交换价值保值增值的手段。”[12]这标志着他开始认识到不同于分配关系的生产关系的真正内涵。 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到达劳动力的概念，因而也就不可能到达剩余价值的概念，但是，他在剩余产品问题上已经得出了正确的看法。《哲学的贫困》时期的马克思显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水平。当然，这只是马克思自己的历史发展理论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不是他对蒲鲁东观点的批判是否成功的问题。就对蒲鲁东形而上学社会改良思想的批判而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观点已经非常准确了。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准确内容，就是为了强调马克思视野中的社会历史是一个由特定的内部矛盾所推动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历史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一般“环节”。换言之，我们不能首先假定社会历史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而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为对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特征的描述，也不能假定各种社会形态必然存在内部矛盾，而只描述这种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而不去研究其内部本质。这样，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特质就会从社会历史内部矛盾的涌动转向社会形态外在表现的环节。 If we start from suc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will be easy to weaken the theoretical clues of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Marx's historical theory, and focus on sorting out the external phenomena of various social forms, and then understand the contradictions or class antagonisms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something that is drawn out like magic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above-mentioned external phenomena.The views of Japanese scholar Seiji Mochizuki are quite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egard.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Studies in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he first pointed out that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which interpreted the class antagonism, was a regression of the academic level of The Letter to Annenkov. “不可否认的是，与给安嫩科夫的信相比，哲学的贫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作品的第4卷第4卷的结论。哲学贫困中的“社会联系”条款与其原型相比，给安娜科夫的信，更加指出了班级的认识。 [13]然后，在分析工资劳动和资本的学术水平时，他指出：“马克思与上述哲学的贫穷相反。它是在劳动分裂的社会关系中追踪劳动分裂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社会关系。这两点但是，从等效的劳动和生活劳动的交换开始，最后，让社会关系导致敌对关系=魔术等不平等的交流。“ [14]。 但是马克思显然不会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希望实现的目标是“我们党的科学胜利” [15]。

笔记

[1] [2] [4] [5] [9] [11〔法国proudhon：贫困哲学（第1卷），由Yu Shlong等人翻译，北京，商业出版社，1998年，第46、38、78、78、90、109、98页。

[3]马克思和恩格斯，《德国意识形态》（删节版），《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60页。

[6] [7] [8]收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8年，第104、95、116页。

[10] [12]选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第1卷，北京人，1995年，第142页。

[13] [14〔日本seiji Mochizuki，《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由汉·利克森（Han Lixin）翻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8、244-245页。

[15]马克思和恩格斯收集的作品，第29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