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宅巍谈南京大屠杀：权威著作与史料揭示历史真相

孙宅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六个理由》

抗日战争史：论南京大屠杀为何没有像犹太人大屠杀那样产生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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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1937年南京保卫战（上）血色孤城（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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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1937年南京大屠杀安全区暴行

详细史料请查阅上述文章，本文不再赘述。

世界上有关南京大屠杀最权威、最经典的书籍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世界上有关南京大屠杀最权威、最经典的书籍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一、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和地理范围

1997年，孙斋蔚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首次提出，大屠杀的开始时间和地点应与日军进攻南京的时间和范围相联系。 2010年，张先文牵头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汇编》，最终在海峡两岸学界达成统一共识，即南京大屠杀起始时间是“1937年12月5日—1938年3月”，屠杀区域为“当时南京市政府所辖市内7个区(包括下关和总理陵区)和浦口中、孝陵卫、燕子矶、上新河、陵园5个郊区，以及南京周边的乌龙山、栖霞山、龙潭、江宁、句容、溧水、淳化、虎丘、秣陵关、牛首山、江浦、六合、汤山、孟塘、江浦等地”。 由此可见，只有在上述屠杀开始日期和范围内放下武器的国民党战俘，才可以算作被屠杀的同胞。

目前国内不少媒体所称的“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1月，持续了六周”的说法是错误的。

二、日本发动南京大屠杀的六大原因

（1）日军本身的残暴杀戮作风，旅顺惨案、济南惨案就是典型例子。

（2）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意义。蒋介石在作出保卫南京的决策时说：“南京是一座必须保卫的孤城，面对上级、下级、国家和人民，都是十分困难的。”日本企图通过在南京进行残酷的大屠杀，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来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3）国民党军队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中拼死一搏，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粉碎了日军“三个月攻克中国”的幻想。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约十万人，南京会战中日军伤亡一万余人（一说一万八千人），使日军官兵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并最终对国民党战俘进行了报复。

（4）南京保卫战时，城内留守国民党军七、九万，大部分投降或被俘，而当时城内日军约有十万，这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因此日军先是大肆屠杀国民党战俘，在军队中掀起杀戮狂潮，进而又给普通百姓带来灾难。

（5）日军物资匮乏，下令就地征粮，结果造成了为征粮而进行的屠杀。这也是日军屠杀国民党战俘的主要原因。

（6）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连连胜利，骄横无礼，罔顾国际公约，肆意屠杀中国无辜军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遇难者墙

三、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人”统计依据

早在1944年2月，重庆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敌情调查委员会，以后相继成立了抗日战争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敌情调查委员会、战犯处理委员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经过三年广泛收集民间证言、证据，形成了1947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审判处发布的《谷久夫战犯案判决书》和《南京大屠杀案卷》，首次提出了“三十余万人说”，即“被日军用机枪集体枪杀、焚烧的俘虏军民共计十九万余人，包括单耀廷在内，加上慈善团体掩埋的零星屠杀者尸体十五万余具，遇难者总数达三十余万人。”1983年底，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重新启动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全面调查研究。 又经过四年多的努力，调查登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幸存者、目击者1756人。同时，我们收集、整理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档案馆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历史档案和报刊，并组织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档案馆、南京地方志办等专家学者反复论证，最终确认了“三十多万”的说法。

之所以采用“30多万”这个笼统的说法，是基于国际学术界“宁可粗略，不可详细”的原则，为日后进一步研究和总结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同时也否定了此前的10万、20万人的说法，将伤亡人数界定为至少30万才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同样，在对二战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研究中，目前国际学术界也统一采用“600多万人说”，德国柏林修建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和纪念碑群也采用了这一数字。事实上，截至2017年5月，仍有130多万遇难者姓名不详。但这并不影响“600多万人说”的权威性。 因此，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三十多万”的说法符合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标准，是无可争议的。此外，1987年以来，国内外涌现出大量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历史文献和老兵日记、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的档案文件以及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词；还有《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士的日记。这些新的历史文献研究成果，证明了“三十多万说”的权威性。

4. 外国媒体首次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

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头版向全世界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一词。“我们离开南京时，看到的最后情景是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被有序地处决，尸体齐膝深。”12月17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杜宇从“奥虎”号军舰发来专题报道：“屠杀平民的现象极其普遍。星期三（12月15日），外国人在城内走动，发现每条街道上都有死去的平民，其中有老人、妇女、儿童。”“日军的抢劫已经达到洗劫整座城市的程度，几乎每家每户都被日军闯入，他们经常在军官的眼皮底下随意抢劫东西，日军还强迫中国人背上抢来的物品。” 陆东平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两国目击报告》，红旗出版社，1999年，第74页、第86-87页。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是外国媒体，甚至“南京大屠杀”这一术语也是外国媒体最早提出的，说明早在1937年12月，外国媒体就已经对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达成了共识。所谓“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说法，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杜撰的谣言。

5. 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大屠杀对世界的影响比纳粹大屠杀更大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蒋介石是在1938年1月底才得知南京大屠杀真相的。1938年1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日寇在北京杀戮奸淫，始终未停，陷于泥潭，无路可走，吾同胞苦不堪言。”1938年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军几乎把南京附近的男子全部屠杀殆尽，惨痛至极。”这迅速激起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报复的怒火。中苏空军以及随后的中美联合空军开始对南京日军进行连续轰炸；南京周边敌后国民党游击队、新四军及第三方武装也不断对日军进行袭扰。 同时蒋介石命令组织外宣部和军委政治部，向世人充分揭露、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国际宣传部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把日军官兵自拍的暴行照片作为大屠杀的铁证，寄给国内外各报刊发表，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1938年3月，该组织派出4位国际友人到日本东京，秘密向日本民众宣传大屠杀的真相。同时，在得知廷伯利完成了英文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后，国际宣传部派员前去拜访，一方面支持廷伯利在英国出版该书的计划，希望他能去美国出版该书，另一方面与他商议购买该书中译本的版权和该书的英文稿。廷伯利大方地答应了，并把英文稿的复印件送给了国际宣传部。 国际宣传部立即组织昼夜翻译工作；6月中旬，国际宣传部专门邀请军委政治部第三任主任郭沫若为中译本写序。为了迅速出版此书，扩大影响，蒋介石下令军委军械部拨款出版印刷，《扫荡报》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印刷完毕后，国际宣传部决定以“汉口国民书局”名义出版，译者署名为杨明。1938年7月“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前夕，几乎与该书英文版在伦敦出版同时，正式出版发行；首批印数为1万册。到同年9月20日，该书共印数为6万册。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该书再版，总印数达十万册。该书还被译成日文，以《所谓的战争》为题出版。该书初版时由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青山一夫作序，并附有大量日军暴行照片，在香港、上海及海外发行一万册。

同年1月，廷伯利与美国牧师乔治·菲奇剪辑了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录像，并成功在美国和英国放映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该片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之一。

还有国际宣传部香港办事处。为了向世界揭露日军在华暴行，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组织著名专家徐树熙编辑了三本揭露日军在华暴行的英文书籍，即：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中译本：《日本战争行为》）、A Digest of Japanes War Conduct（《日本战争行为要略》）和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Limited（《南京安全区档案》）。这三本英文书籍成为当时揭露日军在华暴行和南京大屠杀的最重要著作。国际宣传部很快将它们出版，并在西方国家广泛发行，在抗战时期中国对外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11月15日，货船“达尔弗拉姆”号驶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堪培拉港4号码头。码头工人中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这艘船将装载堪培拉港附近一家钢铁厂生产的生铁，运往日本。而这些生铁将用于制造日本侵华战争的枪炮弹药。在当地码头工人工会南岸工会的组织下，堪培拉港180名码头工人拒绝向“达尔弗拉姆”号运送生铁，达尔弗拉姆号船员随后也加入了罢工。在当时澳大利亚政府、矿业巨头力拓和日本政府的压力和利诱下，罢工工人坚持了整整10周；最终他们成功迫使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不再向日本出口生铁。 堪培拉港工人的罢工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协助，并坚持到了最后。这一事件迅速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华人、当地民众和海外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各国纷纷发起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南京大屠时间，声援中国抗日侵略，反对日本暴行，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同情和支持中国抗击日本残暴行径的浪潮。这沉重打击了日本政府的国际形象，日本外交陷入了更加孤立和危险的境地。这形成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次国际传播浪潮。

此时德国虽然采取了迫害犹太人的政策，但并未进行大规模屠杀。1941年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德国开始大规模“清洗”欧洲犹太人。但由于保密性以及外界更关注欧洲的战事，直到1945年1月苏联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大屠杀暴行才被公开，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随着德国的战败，世界开始研究二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但影响和力度都不如南京大屠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战后的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操纵下，与所谓台湾当局非法签订“和约”，对新中国实行敌视政策。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进入历史教科书。如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科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草案）》和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四卷，均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此后，各大学编写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也都收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章节。但由于抗美援朝、两岸对峙和新中国建设等原因，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基本延续了国民政府调查的结果，并未重启调查。 对外宣传也遭受到长期封锁，极其有限，难以发挥成效。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恶化”和“联日抗苏”，“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完全被政治所左右。在“反对美国支持和武装日本”等口号声中，国内甚至出现了“反对美国支持和武装日本”的声音，甚至有谣言说南京大屠杀是“美蒋联合污蔑日军军纪不严”。“南京大屠杀”常常和“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最典型的就是救助难民的欧美朋友被诬陷“被美国鬼子点名，被日本鬼子处死”。 例如，金陵大学贝德斯教授被诬陷为“当时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他一方面向金陵大学的同学们传播亲日思想，另一方面又勾结日寇，以‘招工’的名义把大批中国难民交给日寇，让日寇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金陵大学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其实，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贝德斯先生曾参与保护南京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的行动，他也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后来还担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主席；他保护过无数在南京的中国人。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出于与日美建交、抵抗苏联的政治考虑，放弃了对日本的诉求，刻意淡化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宣传，导致国际上对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调查再度陷入停滞。如梅若愚的《论谷久夫、松井石根与南京大屠杀》一文，被指责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

加之各种运动的冲击，大量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及南京保卫战烈士遗址、陵园被彻底摧毁，大屠杀幸存者及南京保卫战老战士再度遭受迫害，给南京大屠杀研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可以说，南京大屠杀在中国早已是一段被遗忘或被刻意抹去的历史！

当时正值文革风波，战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始同情犹太人，战败国德、意也对二战罪行幡然悔悟，努力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全力支持犹太国家复国，但由于犹太人忙于复国，对大屠杀的研究、保护和宣传则没有下太大的功夫。直到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色列才取得大胜。在中东站稳脚跟后，开始利用西方世界的同情和美、英的支持，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以及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支持，全力推动对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调查、研究、保护和宣传，其影响力很快超过了南京大屠杀。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涌现出170多部犹太人大屠杀影片，对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全球传播与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迅速成为世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六、蒋介石、唐生智等未在南京同日军进行决战，是为了避免陷入“速战速决”的陷阱

1937年6月，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只有170万人（其中约19个德制速训师，30万人；但只有中央教导团是标准的德制速训师，还有30个国制调整师），其余都是中央军和地方部队的杂牌部队，重武器弹药严重不足。中国海军120余艘舰艇总吨位只有6万吨左右（一说近7万吨），中国空军可起飞飞机305架（实际编队序列只有296架，只有100多架先进的鹰式III，其余都是老式飞机，型号繁多多样，配件基本都是进口的）。

工业强国日本拥有约448万士兵（可立即动员199万），日本海军总吨位达190万吨，是国军的20-25倍。日本陆海军航空兵拥有飞机2200余架（另一说法是2625架，其中大部分是先进战斗机），是国军的近10倍。

南京保卫战前，国民党军队在淞沪会战中伤亡30余万人，华北抗战中伤亡约30万人，损失兵力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作战序列，都是从淞沪会战中撤退的部队，损失惨重，精疲力竭，短期内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会战。白崇禧建议将南京定为不守城，得到了包括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在内的大多数将领的支持。

如果把主力集中在南京与日军决战，就等于放弃了华北、华南和西北。华北日军将趁机大举进攻，破坏淞沪会战，制定“诱敌东进”计划，整个华北沦陷，同时在华南两广地区登陆，向西南、西北地区挺进。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川、桂、陕”根据地将面临失守的危险。西南大后方一旦失守，中国将无法实施“坚守以待变”战略。

南京没有战略纵深，三面受敌，退无可退，日军又牢牢掌握着海上和空中优势。国军在南京与日军决战必败，最多像淞沪会战那样，大量毙伤日军。但不能给日军主力以根本打击或全歼，反而会让剩余主力全部战死。综上所述，南京决战只能落入日本“速战速决”的陷阱，只有“坚守以待变”、“以空间换时间”、“积极拥抱主流社会”才是战胜强大日本的最佳策略。

7、国际安全区和国际友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军的暴行，但是并没有阻止大屠杀。

近十几年来，国内媒体和民间组织对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的故事和留在北京的外国友人的英雄事迹进行了严重的夸大和简单化报道，错误和遗漏之处也不少。这导致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安全区能保证中国难民的安全，以为拉贝等人曾拯救过2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

事实上，拉贝等人确实保护了不少中国人，安全区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军的暴行。但无法阻止日军的暴行。日军居然无视安全区的存在，日军不仅经常在安全区进行大屠杀，还将安全区当成妓院，公然强奸、轮奸中国妇女。比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沃特林）大屠杀时，日军军官就经常开车进入学校绑架中国妇女，这些妇女基本上再也没有回来。

拉贝先生在日记中记载了1937年12月16日发生的惨剧：“我们刚刚听说，数百名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并被枪杀。其中，安全区的50名警察也被按军法处决，据说原因是他们放走了中国士兵。”

此外，国内媒体对安全区难民收容所数量仍使用“25所”这一错误说法，实际难民收容所共有37所，包括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协助或监督的难民收容所26所，以及其他有名称和记录的难民收容所，共计37所，其中大部分负责人为中国人。

8.南京沦陷后，南京军民进行了自发的反抗，但这不能成为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借口

由于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国军有15万余人（一说12万），基本都是淞沪会战的残兵败将，还有连基本训练都没有的新兵。而参加此次战役的日军有10余万人，包括精锐的第三师团、第六师团（王牌中的王牌）、第十三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第十八师团（丛林之王）、第114军南京大屠时间，武器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又有空中优势。从数量上看，南京军民不可能像国内网上传言的那样，以6：1的兵力优势压倒日军。

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在Nanjing中陷入困境的民族主义军队的抵抗是零星的，但他们绝对抵制了大多数士兵，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在士兵身上，所以他们的士兵们都可以在其他手中，因此， ize抵抗最终，民族主义军队的军官和士兵通常低估了日本军队的残酷行为；换衣服藏在安全区之后，日本军队从未停止寻找安全区。 如果发现年轻人和中年人“在额头上有老虎和帽子痕迹，他们将被带走并杀害。

至于日本右翼的声称，中国士兵的抵抗力量引发了大屠杀，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和无耻的诡辩。

9.张·丘鲁（Zhang Chunru）点燃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二波宣传，但她的作品包含许多错误和遗漏。

张楚鲁（Zhang Chunru）的祖先是江苏省（Huai'an），是一位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她在1994年受到她的父亲的影响。在世界大战期间，在世界上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并再次使国际社会完全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然而，由于她的长期收集了纳吉大屠杀的证据，她震惊了她的沮丧，再加上日本右翼的长期威胁和骚扰，她于2008年11月9日在美国自杀。在公园的低墙上，圣何塞是张楚鲁（Zhang Chunru）的著名说法：“单词是保留灵魂本质的唯一载体”。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在历史社区中，张志鲁（Zhang Chunru）的作品是一个主要的争议。然而，她的作品的科学和严格性。

10.在大屠杀之前，南京有60万至70万人

南部政府于1931年12月12日颁布了家庭注册法。但是，直到1943年才实施。在此期间，所谓的家庭政府的家庭注册管理是由警察和Baojia制度进行的，因此在中文中不仅在中文中进行了审查，因此不仅在中文中进行了研究。国防的家庭注册法，大多数士兵都是流浪者，因此，即使他们被杀死或放置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构成社会问题。士兵和平民被困在南京。 目前，学术界只能给出600,000至700,000的一般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