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难题：北京人如何抗霾？自救式措施效果难评估

近日，中国北方大部分城市再次被“雾霾笼罩”。尽管网络上仍流传着各种段子、笑话，但这也折射出人们面对严重空气污染的无助。污染空气“如约而至”，红色预警再度启动。除了打开净化器、戴上口罩、静静等待风来，“穹顶之下”的北京人该如何对抗雾霾？

2015年，来自英国、荷兰和中国的四位研究人员对数千名北京居民进行了调查，发现人们会理性地选择各种措施来减少雾霾的危害。不过，这些个人采取的“自救”防霾措施虽然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但其效果却难以评估，可能只是权宜之计。

矛盾的“反向隔离”

洁净的空气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公共物品，但空气污染却使之成为问题。政府治理雾霾的努力短期内难以见效，民众只能“自力更生”，采取各种防护措施，避免雾霾对自身健康的危害。

安德鲁·萨斯在2007年出版的《购买我们的安全：我们如何从保护环境转向保护自己》一书中，将这种行为称为“反向隔离”。即人们因为无法改变现状而“自我反省”，将自己与危险的外界隔离开来。换言之，人们无法在密闭空间内隔离污染源，因此只能将自己隔离在室内。

反向隔离必然导致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因为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昂贵的空气污染防护设备，而暴露在污染空气中的穷人将成为社会最大的受害者群体。

与此同时，市场上提供的各类防雾霾工具也在助力反向隔离。无论是空气净化器还是防雾霾口罩，还是鼓励人们逃离雾霾的旅游服务和房地产项目，都在促使人们选择反向隔离。

但如果人人都追求自我保护，就会侵蚀集体行动的基础，使人们失去关注和处理雾霾根源的意愿，个体理性行为将导致集体不作为和非理性。

北京中产阶级对抗雾霾

为研究北京市民应对雾霾的举措，研究人员利用一家调查公司的志愿者数据库进行了随机调查，该数据库涵盖了约20万北京居民，共收回1050份有效问卷雾霾对人的危害，反映了北京中产阶层的抗霾状况。

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空气污染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四成受访者不相信空气污染能很快得到控制，仅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感到满意。这些数据表明，人们对短期内空气质量改善持悲观态度。

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者已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空气污染侵害，但只有36%的人认为可以有效做到。此外，24%的受访者通过不同方式减少个人污染物排放，45%的受访者参与了集体行动。

在各项个人防护措施中，使用率最高的是购买空气净化器，占比60%；使用率第二高的是在家中种植绿植；此外，约有40%的受访者选择待在家中，减少外出。相比居家防护，户外防护措施的使用率较低，仅有30%的受访者选择佩戴口罩。

很少有受访者因为雾霾而选择换工作或者考虑搬到污染较少的地区，这与退出机制的成本较高有关。

在治理雾霾的投入方面，38%的受访者近两年治理雾霾花费在1000元以上，43%的受访者花费在500-1000元之间，19%的受访者花费在500元以下。

在决定采取何种治理雾霾行动时，受访者主要受媒体、政府、他人及个人感受的影响，受广告影响的不足三成。

相对而言，拥有北京户籍、在京居住时间较长、收入较高、有子女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购买空气净化器，而对于出行躲避雾霾，收入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一个人的战斗”能赢吗？

总体而言，受访者对自己采取的防护措施持乐观态度，认为这些措施能有效防治雾霾雾霾对人的危害，但仍有四成受访者对防护措施的有效性表示质疑。

未采取防护措施者认为，外出旅游、购买空气净化器等防护措施成本太高，搬家、换工作等也不现实，其他措施如饮食疗法、吃药、减少户外活动、种植绿植、戴口罩等效果都不是很好。

这项研究表明，北京居民确实在积极采取防护措施，应对雾霾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与雾霾的根源相比，这些个人防护措施是有限的、昂贵的、低效的。但这却是当下无助的人们最好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雾霾可能使人们变成自私的个体消费者，而不是集体行动者。这对于向政府施压、推动雾霾治理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因自身面临危险而寻求自我保护时不会推动集体行动。例如，如果人们购买带有检测仪的空气净化器，就可以测量实际的空气污染程度，并采取集体行动打破政府的信息垄断。

然而，谣言、缺乏认知、商业利益的驱动，也可能在混乱中催生“雾霾经济”。不少利益相关方通过夸大其词，利用民众恐慌情绪进行“恐吓式”营销。因此，面对空气污染，人们在担忧的同时，更应保持清醒，不要被重重雾霾蒙蔽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