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直言进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一提起魏征，很多人想到更多的是他敢于触龙颜的勇气，是他忠言直谏的坦诚，是他关心民生的责任。魏征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硬骨头。那他直言进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直言进谏一代诤臣

魏征的直言进谏在当时是非常著名的，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魏征曾经五十次向太宗面陈谏议，向太宗呈送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企及的。这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赏罚、刑法、对外关系，乃至皇帝私生活等诸多方面。魏征的进谏一般都能得到唐太宗的鼓励和支持，所以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正是由于魏征仕途坎坷，且阅历丰富，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且他的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说真话，所以对于魏征的直言进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爱卿所进谏的事务，多达二百余事，要不是精诚为国，又怎么能做到呢?”不久，迁魏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加封魏征为秘书监参知国政，晋封郑国公。这都说明唐太宗对魏征的进谏是欢迎的。

所以说，后世人对这段“魏征直言敢谏，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史实极为推崇。正是魏征坚守为臣之道，从容陈词，数十年如一日的直言劝谏，才使唐太宗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开创出良好的政治局面。我们分别从几个方面举几个实例。

1、政治上，立场坚定，如果是对的，就一定坚持到底。

如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二月，唐太宗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为了扩大兵源，颁下诏令，在民间中征召十六岁以上的健壮男子入伍。但是魏征极力反对，因为当时唐朝的法令规定，十八岁的男子才开始服兵役。太宗看到魏征违抗自己的命令，十分生气，责问魏征为什么不服从自己的旨意。魏征说：“放干水池去捕鱼，虽然今年得到了鱼，但是明年就再也不能捕到鱼了;烧毁森林去捕野兽，虽然今年捕到了野兽，但是明年就再也不能捕到野兽了。军队的质量不在士兵数量的多少，而在训练质量的高低，如果训练得法，士兵可以以一当十，您又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人也拉来当兵呢?您这样做的后果只是会失信于民，您想一下，您刚即位不久，正是需要依靠人民力量的时候，您若一意孤行，以后陛下再发布法令，又有谁会服从您呢?”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的事?”魏征举了很多的例子，说明唐太宗即位之后已经办了不少失信于民的事了。终于，在魏征摆事实、讲道理的苦口劝说下，唐太宗意识到自己这样做的严重性。于是他取消了这个决定，并对魏征说：“我原来以为你总是太顽固，总是说些让朕下不来台的话，但是今天朕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国家如果政令前后不一，就会使百姓不知所从，那么治理好国家就成了一句空话。”于是立即下令停止征召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并赏赐给魏征金瓮一口，以示奖励。

2、经济上：节约开支，深切关心下层人民疾苦。

魏征在经济上采取的安民政策，主张与民休息。他认为隋朝之所以很快就灭亡了，根本原因是它扰民太多，初唐虽然不如隋朝那样富裕，但社会却很安定，就是与民休息的结果。所以，当唐太宗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修建新的宫殿的时候，魏征上书反对说：“人民之所以反对隋炀帝的统治，推翻了隋朝，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整天想着的是如何满足自己的享乐，驱赶天下的百姓为他去修建很多的宫殿台榭，使得大家无法活下去，就共同反对他。现在现有的宫殿亭台，已经足够居住了。如果您没有忘记隋朝灭亡的教训，就应当把大的宫殿毁掉，搬到小的宫殿里去住，这是最好的办法。但如果您舍不得毁掉这些宫殿，就应该住在现有的宫殿里，不要再役使人民去修建什么新的宫殿。如果您一意孤行，不想到天下百姓生活的艰难，不满足旧的宫殿，在此基础上又要扩建新的宫殿，只是追求华丽和享乐，这就会增加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样做的后果只会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唐太宗听了，很受触动，于是就停止了新宫殿的修建，而是把修建宫殿的材料送到那些遭受到水灾的地方，帮助受灾的农民修建了住房。这些都反映了魏征的民本思想，确实，只有在经济上真正关心人民，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政治才能稳定。

3、赏罚上，要公私分明，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

魏征经常说：“当给人奖赏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些被疏远的人;当处罚别人的时候，也要做到不包庇与自己很亲的人。在执行赏罚的时候，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贞观初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要求立刻返还赃款，还因此被解除了刺史的职务。但庞相寿曾经是原来唐太宗秦王府的人，所以他就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原谅他。唐太宗很念旧情，派人转告他说：“你是我的老部下了，你的为人我很清楚，贪污大概是因为穷的原因吧。现在我再送给你一百匹绢，也恢复你刺史的职位，以后注意不要再贪污了。”从唐太宗的这种处事办法来看，没有做到公私分明，显然是不顾法律而徇私情，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利于国家法律的顺利执行。魏征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上书反对说：“庞相寿因为是您过去的老部下，他犯了贪污罪不但能够逃脱惩罚，而且还得到很多的封赏，这样做是很不合情理的。您过去秦王府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以此来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社会任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只会使廉洁的官吏感到害怕，造成恶劣的影响。”魏征分析的头头是道，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对庞相寿的处理。总之，通过这件事情，表现出魏征在对待赏罚问题上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公正严明。又如贞观七年(633年)魏征出任侍中一职时，尚书省积压了一批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案件，因为办案的人员意见不统一，所以案件一直都没有处理。唐太宗非常信任魏征，认为魏征办事一直以公平著称，就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魏征对法律常识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能从案情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去断案，如果事实不足的就不再追究，予以结案。因为他处理事情根据事实，所以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妥善处理，最后结果使大家都很满意。这说明，魏征办事情没有私心，在执行赏罚的时候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甚至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是个讲直理的人。

4、刑法上，主张仁义治国，反对严刑峻法。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新政权刚刚建立，许多地方叛乱频仍，应该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但魏征认为不妥，他认为治理好国家不能单单依靠严峻的法律，应该更多的是依靠仁义的力量。因为严峻的刑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正如大禹治水一样，不能靠堵，应该是疏导，即要用仁义的方法来教化人民，以此来赢得人心。当然，魏征反对严刑峻法，并不是抛弃法律，而是主张要正确合理地运用法律。那么如何才算是正确地使用法律呢?魏征认为，国家的法律是公法，天下的人都要遵守，就是皇帝和皇室的宗亲犯法也不能例外，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曾多次向唐太宗进谏，国家一旦制定出了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决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帝，就能够随意改动法律，用个人的意愿来代替法律，如果这样的话，法律就失去了公正性，那还有谁会去遵守它呢?

但是唐太宗虽然可以算得上是个明君，但终究不是一个完人。他经常容易感情激动，而根据喜怒哀乐来处罚某个人或是赏赐某个人。他也知道自己这种一时的感情冲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他也是常常嘱咐臣子们要经常不断给他提出来。例如有一次他任命瀛州刺史卢祖尚改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同意了，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反悔了，就借口自己身体不适向太宗提出不愿意去赴任，太宗多次动员他，卢祖尚仍然不肯。太宗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太宗过后也很后悔，认为处罚得太重了，没有按法律办事，不符合建国初制定的仁义治国的政策。于是在一次朝会上，当他和大臣们在议论北齐皇帝高洋的时候，魏征借议论高洋的机会向唐太宗进谏：“北齐的皇帝高洋虽然很残暴，但是当他和别人讨论问题时，即使是部下，也还是能听从他们的意见，这就是高洋的长处。”于是也给了唐太宗一个悔过的机会，太宗乘机说：“卢祖尚坚决不服从朕的调遣，虽然是他的不对，但也罪不致死，我一时生气而杀了他，看来连高洋都不如了。以后任何人要被处以死刑的话，都要多审理几次，朕再审核才可定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刑复奏制度，指已判决死刑的案件，在执行前再奏请皇帝核准的制度。这种制度开始于隋朝，但是在隋炀帝时未能实施，在初唐，得到唐太宗的改革，由此看来，死刑复奏制度在中国古代确实起到了少杀、慎杀的作用。这也和魏征的直言劝谏分不开，这些都表明了魏征反对严刑峻法的一贯主张。

5、对外关系上，妥善处理，不轻易用兵。

魏征经历了隋朝末年的动乱，深切认识到隋朝灭亡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隋炀帝多次发动对外战争。隋炀帝曾三次对高丽用兵，动用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天下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动，最后被人民所推翻。这个教训对于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在贞观初年，一个新的王朝刚刚建立，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这个时候如果在对外关系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已经十分衰败的国内经济，遭受到更大的破坏。所以，在对外关系上，魏征等人一直坚持的原则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说的是，要务求自己国家的内部安定团结，只有本国强大了，周边的国家才能臣服来朝。所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魏征向太宗进谏，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提倡相互间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正确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不要轻易动用武力。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理上，魏征也一直是秉承这样的原则。如在对外交往中，有一次当唐太宗派去西突厥立乙毗沙钵罗为可汗的使者还没有回来，就又派出了进行马匹交易的使者，魏征认为这样做有点重利轻义魏征进谏图作者，好像唐朝把马匹交易看得比立可汗还要重要，这样虽然在贸易上获利了，但却已经失去了道义。魏征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定要讲德、重义，不要一味追求利益。唐太宗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马上招回了进行马匹交易的使者。

6、皇帝私生活上，让唐太宗时刻牢记前朝灭亡的教训，约束自己的行为。

唐太宗经常对自己身边的人说：“人们如果想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要借助于明亮的镜子;君王要了解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所以在皇帝的私生活这个方面，魏征也常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当面指出批评，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虽然当时可能有些恼怒，但在魏征充分的说理下，都能心服口服，最后接受魏征的谏言。

如贞观二年(628)，魏征当时担任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有一位姓郑的官员家里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双全，京城之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那样出众的女子。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唐太宗就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但是这件事情被魏征知道了，本来这事属于皇帝的私生活，魏征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可以，完全可以无须过问，但是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给城中的一个姓陆的人家，便立即入宫向太宗进谏：“陛下您现在是天下百姓的父母，应当抚爱百姓，为他们的忧愁而忧愁，为他们的快乐而感到快乐。当您居住在华丽的宫室台榭之中，就应该想到的是天下的百姓是否都有房子住;当您品尝着人间的山珍海味时，您应该想到的是天下的百姓是否还在忍饥受冻;当您后宫的嫔妃围绕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也要想到百姓家是否享有夫妻间的欢乐呢。现在姓郑的官员家的那个女孩子听说早已经许配给陆家了，陛下您没有详细的查问，就要把那个女子纳入宫中，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这难道符合您作为天下百姓父母的身份吗?”太宗听到了这样的话，非常吃惊，马上表示对此事情确实没有调查清楚，深表内疚，决定立刻收回成命。但是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魏征所说的郑家女孩许配其他人家的事情是假的，力劝太宗不要更改诏令。这时，陆家的人也赶忙派人递上表章，说明自己和郑家以前虽然有一些钱财上的往来，但并没有儿女定亲的事情。唐太宗此时不知该听谁的了，就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现在之所以否认这件事情，是畏惧皇上您的权势，他们害怕您日后会借口这件事情来加害他们家，所以不敢承认了。这里面的原因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他们会这样说就不足为怪了。”太宗听后，恍然大悟，便驳回了房玄龄等人的上书，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又如贞观六年，经过一段时间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生产恢复了，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这时有的大臣就认为天下太平，鼓励唐太宗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皇上的功德和彰显国家的富强。但是只有魏征反对，唐太宗大惑不解，也对魏征的劝阻行为有些恼火，就质问魏征：“你不主张朕到泰山去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够高，德行不够普泽天下，国家不够安定，周边的外族不够臣服，天下百姓的不够安居乐业吗?”魏征对这样的责问，一点也不胆怯，回答说：“陛下您的功劳虽然很大，但是天下的百姓受到的益处还不是很多。自从隋末天下大乱，到现在天下损失的户口也没有完全恢复，国库还很空虚，这个时候您驾车冬巡，随从一定过万，这样浩浩荡荡的人马，要受到沿途官员的接待，开支一定很巨大，这样所经之处的百姓在经过战乱之后，哪里承受得了。况且您到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必然会有很多国家都会来此聚集，远方来的国君也一定会有随从人马。但是陛下您现在看看如今的中原一带，饱经战乱，人烟稀少，灌木丛生，那些万国的使者和远方的君主看到我大唐帝国如此虚弱，能不产生轻视的心吗?如果您对他们的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如果您为此减免百姓的赋役，也无法减轻人民的痛苦。所以，请您设想一下，这样一件只是为了赚得虚名却要深受其害的事情，您为什么要去做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觉得有道理，就决定不去封禅了。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唐太宗是非常看重魏征的谏言的。正是因为魏征能够屡次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的时候，只要是对的，他也敢坚持自己的道理，厉言劝谏，从不退让，在皇帝的私生活方面，魏征也常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当面指出批评，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虽然当时可能有些恼怒，但在魏征充分的说理下，都能心服口服，最后接受魏征的谏言。所以，唐太宗有时也会对他产生敬畏之心。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好了，但却迟迟没有动身。后来，魏征偶尔问到了这件事情，太宗笑着说：“我当初是准备去了，但是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正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开心地把玩，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假装没有看见，故意在禀告事情的时候拖延时间，太宗也不敢把那只鹞鹰拿出来，最后，致使鹞鹰闷死在怀中。

但并不是每一次进谏，唐太宗都能欣然接受，有的时候，唐太宗会被魏征批驳得很恼火，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十分痛恨魏征。有一次，唐太宗心血来潮，带着一大群身边的随从，想要到郊外去狩猎，正要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进宫的魏征。魏征看到大队人马，不知道太宗要去哪?待问明情况后，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现在正值仲春时节，万物复苏，正是草木生长，飞禽走兽们哺育幼崽的时候，这个时候不适宜去狩猎。请您还是返回去吧。”唐太宗当时玩兴正浓，听了魏征的话，好似当头被浇了一头冷水，兴致大减，心想：我是一个拥有天下的堂堂大唐天子，整日操劳国事，偶尔闲暇的时候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一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所以，根本就不把魏征的话放在心上。唐太宗命令魏征给自己闪到一边，自己仍然坚持出游，但魏征很顽固，就是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央挡住唐太宗的去路，坚决不让唐太宗带人去出游。唐太宗气愤至极，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

唐太宗回到了宫中，见到了长孙皇后，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仍然非常生气，嘴里念念不休。长孙皇后很纳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唐太宗就把魏征不让他出游的事告诉了长孙皇后，并且嘟囔着说：“魏征这个老顽固，朕日后一定要杀掉，才能一泄朕的心头之恨!”长孙皇后听到这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正规场合才穿的礼服，然后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向太宗施行大礼，口中直称：“恭祝陛下，贺喜陛下!”长孙皇后的这个举动让唐太宗很是惊奇，也不知道她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道：“皇后什么事情要这样隆重呢?”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依臣妾所见，现在魏征敢于在陛下面前这样仗理直言，从中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圣明的君主。所以，我要恭喜您啊。”唐太宗听了一愣，转念一想皇后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平息了怒气，原谅了魏征。此事过后，长孙皇后还私下里赏赐给了魏征很多的东西，赞赏了他的所作所为。

从以上列举的事例中可以看出，魏征性格耿直的一面，不畏权势，敢于在皇帝面前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不顾及皇帝的面子，忠言直谏，完全是从国家的大局出发，考虑的是天下百姓的利益，在很多的事情上能给唐太宗很好的指导，成为唐太宗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良师。

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因为常年的辛苦，终于染病，卧床不起。唐太宗亲自下手谕慰问，并说：“几天没有得到你的监督，朕又犯了一些新的错误。今天本想亲自去你的处所探望你，但是害怕增加你的劳顿。你要是对朕有了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朕捎个口信带进宫。”魏征病榻之上，不顾疾病缠身，又给太宗提了一些意见，对太宗近来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太宗对魏征带病还关心着国家的大业非常感动。这时，唐太宗知道魏征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家里连正厅也没有，就停止了给自己正在修建的一座便殿，把建筑材料拨给魏征，用五天的工夫就给魏征修起了正厅。建成之后，又根据魏征的喜好，赐给他白色的屏风和被褥、几、杖等家里常用的器物。但魏征的病始终没有起色，唐太宗就不断地派人给他送药品和食物，并派专人到他家守护，随时把病情报告给自己。

后来，唐太宗还亲自两次到魏征家探望。第二次还带上了太子和衡山公主，魏征看到唐太宗亲自来看他，勉强在床上披着朝服，强拖着病体拜见了太宗。唐太宗悲伤地安慰他好好养病，流着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魏征说：“我不发愁别的小事，只是担忧国家的兴亡啊!”唐太宗看到魏征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关心着国家大事，鼻子一酸，又流下泪来，这时唐太宗拉着衡山公主对魏征说：“你再勉强看一眼你的新儿媳吧!”可是，魏征这时已经没有答谢之力了。当天夜里，唐太宗梦见了魏征，神色与平时一样，太宗不觉从梦中惊醒。可是第二天早晨，魏征就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四岁。唐太宗亲自到魏征家里吊唁，哭得非常悲伤。为了表示哀悼，唐太宗命令罢朝五天，并命令文武百官都去参加魏征的丧仪。还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陪葬在昭陵。唐太宗对魏征这样高的礼遇，表达出二人不同寻常的感情。但是，在临发丧的时候，魏征的妻子裴氏照魏征的夙愿，上书给唐太宗：“魏征生前素来节俭魏征进谏图作者，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节安葬他，仪仗这么隆重，恐怕不合他的心意。”唐太宗同意了，于是改用白木制的车子和白布缝的车帷来送葬。唐太宗悲痛之余，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魏征的灵柩西去，放声痛哭。太宗还亲自为魏征撰写了碑文，表达了对魏征的思念之情。

魏征死后，唐太宗每次想到魏征都非常伤心，经常对大臣们说：“人们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史的兴衰;用人来做镜子，可以了解自己的得失。今天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镜子啊!”唐太宗把魏征看作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所以他认为魏征的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确实如此，从魏征跟随太宗的那一天起，就担任起辅佐太宗的重任，可以说是太宗的良师，更是诤友，所以唐太宗对魏征的这一评价，应当说是相当公正的。

后来，唐太宗在论定功臣的时候，还在凌烟阁内让人画了魏征等二十四个功臣的肖像，给了魏征很高的待遇。有一次，唐太宗又来到凌烟阁，望着魏征的画像思绪万千，于是吟诗道：“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魏征的怀念。

但是，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种特殊礼遇，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他们就想方设法编造出各种流言蜚语，贬低魏征，试图挑拨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当时经魏征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两人因为牵连到太子承乾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这时有人借机攻击，说魏征推荐他们二人，是因为魏征和他们结为朋党，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有真才实学，魏征这样做纯粹是为了牟取私利。又有人说魏征曾经将先前进谏唐太宗的奏章抄录给史官褚遂良，是为了使自己名扬千古，但却宣扬了君主的错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征的儿子魏叔玉的婚事，还下令毁掉了自己给魏征写的碑文。自此，魏征的家族也开始衰败下来。直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御驾亲征攻打高丽，由于受到强烈的抵抗，且气候突然转冷，粮草供应不上，唐太宗被迫率军撤回，这次战役，唐军惨败，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唐太宗在回朝的路上，非常悔恨这次行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魏征，不禁慨然叹息说：“要是魏征还活着，他一定会竭力劝阻朕的。朕也就不会有这次失败了。”于是，他马上命人以少宰的礼节去祭祀魏征的坟墓，又重新立起先前推倒的纪念碑。

综观魏征的一生，仕途坎坷，起起落落，在三易其主的过程中终于遇到了他的知遇之主——唐太宗李世民。两人精诚合作，一个忠言直谏，一个虚心纳谏，开创出唐朝辉煌的贞观之治的局面。虽然，魏征和唐太宗之间也产生过摩擦和误会，但总的说来是合作得比较好的君臣典型，所以唐太宗也一直把魏征当作恩师来看待，听从魏征的教诲，在魏征的生前和身后都给了他很高的礼遇，虽然中间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结果看还是好的。从两人多年的合作中，表现出了二人超越君臣的特殊的感情，对此，后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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