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女教师涉事教育局表态：低估让一个毫无人性警察认错

在徐州丰县政府、警方、教育局涉案人员出面发表意见后，8月6日上午，“徐州女教师信事件”主角李秀娟再次发表《徐州丰县声明》闹事者李秀娟 | 如果有一句“我和丈夫自愿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的话，回应各方说法和网上质疑。

此前，她曾表示，在她发表最后一封求助信的过程中，确实有热心网友提供指导，但内容是她自己写的。 李秀娟还声称，她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腿部受伤。 不过，在另一次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她表示不记得原因了。

李秀娟在文章中表示，她没有走司法途径，因为律师“不代表她”，也从未放弃过法律程序。 她坚称自己被警察殴打。

官方通报称，联合调查组将对李秀娟举报的执法民警殴打侮辱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此事。

该声明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徐州人民之声”上。 以下为原文。

尊敬的全国网友、所有关心我家事的朋友们：

当我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我只看到罗烈副局长在我家楼下揪我的头发，打我的耳光，用手铐拖着我。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和丈夫一起哭了无数次。 孩子们看到我被打，已经成为我家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为了洗清冤屈，这六个月里我走遍了所有能去的部门，包括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徐州市公安局、徐州市纪委、丰县纪委. 每次无功而返，我都不甘心绝望。 。

这种申诉构成了我请愿的绝大多数。 据官方说法，我上访十五次，投诉殴打、拘留十余次，上访十余次。 除了雪上加霜之外，我还给自己贴上了跟踪狂的标签：我低估了让一个没有人性的警察认错的难度。

后来我们希望最后的信能够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然后发布暴力执法的视频，让罗烈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官方报告称，执法仪的电源被切断，监控系统也不再可用。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

官宣出来后，不少网友提出疑问：我们女儿的眼睛怎么了？ 为什么不走合法途径呢？ 面试只是为了钱吗？ 这是真正的自杀吗？ 看到网上的虐待行为，我们感到非常难过。 今晚，我和老公一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女儿的眼睛不慎受伤，致残。 有证据、有证人。

2018年3月12日下午，女儿佳佳的同学李子硕和秦子轩放学排队时发生冲突。 李子硕衣服的拉链撞到了女儿的左眼。 女儿立刻蹲在地上哭了。 岳同学赶紧向老师汇报。 之后，常老师来到现场，要求两个男孩向女儿道歉。 女儿哭着走出学校，对丈夫说：我眼睛疼。

老公询问原因后，就带着孩子赶到了诊所。 医生开了眼药水和消炎药。 孩子吃完药回家后，一到门口就大声哭起来：妈妈，我的眼睛太疼了。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立即带着嘉嘉去找那个伤了眼睛的同学，要求住院彻底调查。 你伤了我女儿的眼睛，你必须负责。

丈夫当天带女儿去检查眼睛的记录

我和老公心想：毕竟同学伤佳佳的眼睛不是故意的。 如果贸然索要赔偿，就有敲诈勒索的嫌疑。 我们没有那样做。

几天后，佳佳说她的左眼视力模糊。 我们立即带佳佳去奉贤人民医院救治，并联系了佳佳的班主任常老师。 张老师还记得我女儿的眼睛。

班主任组织协调

两位同学的家长也表达了歉意，并告诉我们：先去看医生，根据需要对孩子进行治疗。

奉贤人民医院的医生让我带孩子去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给出诊断：左眼视力0.1，左眼钝器外伤，外伤性瞳孔散大。

2018年4月25日，常老师组织三位家长来学校协调。 另一位家长愿意一次性支付2000元解决问题。 这个方案我不同意，第一次协调失败了。

学校协调失败。 我找到了四位律师。 律师暂时不会提起诉讼。 他们有录音和证据。

离开实验小学后，我直奔奉贤格锋律师事务所找到王律师。 律师要求我修正证据。 我又找到常永利老师，要求复印孩子承认伤害我女儿眼睛的书面材料。 常老师说“资料找不到”，却没有给我任何证据。

我报警后，奉贤实验小学愿意提供证据。

张老师不愿意提供证据，我只好报警。 几天后，警察来到王副校长的办公室，并出示了证据，证明另一个孩子承认他无意伤害我女儿。

拿到材料后，经亲戚介绍，我找到了张律师。 张律师表示：孩子的眼睛刚刚开始治疗，暂时不方便走司法渠道。 我们会等到治疗基本完成后再提起诉讼。

女儿的视力一天天下降，我实在是等不及治疗结束才起诉。 经过朋友介绍，我找到了刘金良律师，他是我们当地最著名的律师。 刘金良告诉我：民事案件太多，需要排队，需要等几个月。

我们绝不放弃法律诉讼

2018年6月初，我和丈夫准备带孩子去北京同仁医院就医。 去北京之前，我带着女儿的材料再次去找了刘金良律师，请他尽快帮我们起诉这个案子（有通话记录）。 刘金良律师表示：既然你要去北京看病，就应该等看过病后再提起诉讼。 我和丈夫决定让刘金良代理我女儿的案件。

我没有等到刘律师的电话。 6月20日，我和丈夫带着女儿去同仁医院治疗。

6月25日，学校再次组织家长协调此事。 两名家长愿意各支付15000元，学校支付5000元作为人道主义赔偿。 一共35000元。 由于我已经决定走司法程序，所以我没有接受这个方案。

7月初，我们一家人再次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左侧视神经损伤。

“孩子的眼睛面临永久性失明。” 这对我和孩子来说就像晴天霹雳。 我至今都不敢回忆那份绝望和颤抖的心。 我女儿茫然地看着我，没有意识到失去一只眼睛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我和女儿边走边哭。 我无法控制自己，坐在楼梯上哭了起来。

我的哭声吸引了很多人围观。 一位北京女士也带着孩子来北京探望。 她坐在我旁边安慰我，然后带着我和女儿去吃饭。 她看了看我女儿的左眼：你女儿的眼睛问题在全国都很常见。 她应该向国家信访局投诉，让社会关注孩子在校的安全。

7月6日，也就是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教育部门要重视学校学生的安全。 我之前已经预约了律师，不想通过上访的方式解决女儿的赔偿问题。 我请求公开我的第一份请愿书的内容。

在信访局门口遇到拦截人员，一直被骗。

当我到达国家信访局门前时，一个身高180厘米、瘦瘦黝黑、操着当地口音的男人拍着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李秀娟老师。 我以为他是骗子，就拒绝了，走进了国家信访局。 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

当我走出国家信访局大门时，这个人直接问我：你为什么要上访？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必须解决它。

这个男人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 我非常震惊。

这时，我接到了我们镇中心学校校长张超的电话。 张超让我尽快离开北京，回来解决女儿的问题。 （已录制）

几个月后，当我的家人陷入困境时，我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叫赵彩柱，是丰县在北京安排的专业拦截者。

回到丰县后，女儿的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我再次找到刘金良律师要求提起诉讼（有通话记录），但刘金良律师说现在还不是提起诉讼的时候。

司法渠道被堵，学校协调工作毫无进展。 我想起国家信访局门口那个答应我解决问题的小伙子。

2018年8月，我再次带女儿到同仁医院复诊。 我满怀希望找到赵彩珠，请赵彩珠帮我解决一个问题：由于女儿在学校眼睛受伤，她非常不敢再去奉贤实验小学。 我想改变我女儿的环境。 我对赵彩珠说：我想请你帮我的孩子转学。 孩子的心理太脆弱了。

丰县拦截赵彩柱一直在骗我

赵彩珠说，“转学不是问题，孩子眼睛的赔偿问题也可以解决。鉴定结果出来后，我们会协调赔偿，学校会根据赔偿金额进行赔偿。”以评估结果为准。” （已录制）

这次我没有去北京上访。 回到徐州后，我给赵彩珠发了几十条短信，打了无数个电话，但事情却迟迟没有进展。 （所有通话记录均可查）

这时，女儿的视力越来越模糊，我着急得睡不着觉。 孩子不愿意每天去学校。 赵彩柱该如何解决他承诺的转会问题呢？ 关于眼睛补偿我能做什么？

评估女儿伤势，丈夫被解雇

2018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时，一位律师朋友建议我带女儿去做伤情评估。 残疾评估只能以雇主的名义进行。 我和老公先去了奉贤实验小学要盖章。 被拒绝后，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个丰县教​​育局，丰县教育局也没有给我们盖章（有拒绝的记录）。 要提起诉讼或提出索赔，您必须有残疾评估报告。 多方求助无果后，丈夫利用学校印章对女儿的伤情进行了鉴定。 丈夫因滥用学校公章而被免职。

丈夫被解雇原因：无力控告、滥用公章

伤残评估结束后，校长玩笑

2018年12月7日，女儿的伤残评定结果出来了：伤残8级，失明达到4级，几乎失明。

女儿左眼评估结果：伤残8级

得到伤残鉴定结果后，我决定再次尝试司法方式，来到了丰县法律援助中心。 丰县法律援助中心经鉴定计算出赔偿金额36.8万元，并出具证明。

法律援助中心的金额加上发票金额共计36.8万元。 我们没有再要一分钱。

我拿着这张36.8万元的补偿凭证，去了奉贤实验小学。 奉贤实验小学校长表示：对方家长连15000元都不愿意出。 我们走一下法律程序吧。 当他用一种“你对我无能为力”的语气说这句话时，我气得哭了。

我找了四位律师，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不愿意代理我。 这时，有朋友提醒我：有关部门可能给律师施加了压力，你即使起诉也不会赢。

亲戚陪我到北京求助，却被威胁要取消低保，我就两次上访。

这时，我实在没办法，只能想起北京的赵彩柱。

2019年1月29日，我再次去北京寻找赵彩柱。 这次我丈夫必须在家照顾孩子。 为了安全，表弟陪我去了北京。

我表弟家境贫困，是低保户，外出务工。 我和表弟刚到北京的时候，很多领导都来到表弟家里，要求表弟立即离开北京，否则我表弟父母的低保待遇就被取消。 。

我怕表弟遇到麻烦，赶紧让表弟回家。 我很生气。 我的叔叔是一位诚实的农民。 他一生都在努力工作。 当他年老时，他无法忍受照顾自己的疾病。 为什么取消他的低保？

我又到国家信访局反映，舅舅一家被威胁要取消低保。 这是我的第二封信和电话。

赵彩珠得知我又到了北京。 当天和孩子新老师初次发微信，后丰县实验小学副校长曲校长来到我住的酒店，让我回徐州解决问题。

2019年1月30日，那天天气很冷。 我本想回徐州，可我想起临走之前答应过要给女儿一个交代。 我再也抑制不住，泪流满面。 我到国家信访局举报奉贤实验小学相关领导流氓行为。 希望他们能够依法赔偿我女儿的左眼。 这是我第三次来访。

第三次上访后，采访者告诉我，2019年大年初八成立了处理小组。后来，教育局成立了以丁攀为组长的处理小组。 我问丁盘：加工组有哪些成员？

丁潘回应我：你没有权利知道（已录音）

过完年，我又找到丁盘，请他解决问题。 丁潘没有接我的电话。 我给丁攀打了几十个电话（全部被录音，他拒绝或拒绝）。

过完年，女儿又哭了。 她说她想恢复视力。 作为一名母亲，我不可能告诉我的孩子她的眼睛永远失明了。 我说：“妈妈，带你去吧。” 我给同仁医院的女儿打了电话。 （凭注册证明）并购买了2019年3月3日的火车票。

罗烈公开表示执法记录仪没电了，将依法处理我。

2019年3月1日晚上10点，我因寻衅滋事罪被带走拘留。 在孩子们的见证下和孩子新老师初次发微信，我被罗烈副所长毒打。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罗烈打我的时候，我9岁的女儿用她仅存的右眼用惊恐的眼神看着她。

我的丈夫被撤职，我受到纪律处分、监视和谈话。

出看守所后，我先后12次举报罗烈殴打、拘留我的行为，并要求追究罗烈的责任。 当我和丈夫绝望地发出最后一封信后，我成了臭名昭著的麻烦制造者。

以上就是我女儿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 如有一言不实，我们将自动被开除出教职队伍，并且绝不会上诉。 我的电话号码是：18120036691。